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9月3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鲁迅与上海：精神的“原乡” 恒久的铭记》的报道。
浦江揽胜，人民阅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者近日从全国各地会聚上海，一批当代文学翘楚登上位于虹口北外滩的“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领奖台。
上海虹口——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地标，这里是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的黄金地带，是一代大文豪鲁迅先生最后10年写作和生活的地方，也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诞生地。90多年前，从《萌芽月刊》，到《前哨》《北斗》，大批进步青年集结于此，通过革命的、进步的文学，开启理想信仰的征途，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从上海出发，奔向中央苏区、奔向大西南、奔向延安。
鲁迅文学奖长期落地上海颁发，对于这座人民城市、人文都会而言，是百年文学之缘，更是践行文艺使命的当代回响。鲁迅之于上海，短短10年，怒向刀丛、著作等身；鲁迅之于上海，恰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奔赴一场恒久的精神跋涉。这位中国人心目中的大先生，已逝世90载，其留给中国与世界的精神财富，早已超越文学本身。
8月25日，游客在“遇见大先生”鲁迅文创市集参观。当日，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周”在上海市虹口区鲁迅公园拉开帷幕。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指引进步青年
近日，位于虹口区武进路上的上海文学馆启幕迎客，参观者络绎不绝，馆内三楼“左翼·上海”展区驻足者众多。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入口处赫然几个大字，落款“鲁迅”。
1927年至1936年间，鲁迅寓居上海，其位于大陆新邨的书斋“且介亭”内，瞿秋白、茅盾、冯雪峰、萧红、萧军等一大批左翼文学先锋接踵而来。附近有内山书店、公啡咖啡馆等，也是鲁迅日常阅读、会友的所在。
“彼时，鲁迅身在上海，心系着革命走向。”上海鲁迅纪念馆原馆长、鲁迅及左翼文化研究者王锡荣说。
上海鲁迅纪念馆众多珍贵馆藏中有一件独特的文物：1932年秋冬之际，陈赓在拜访鲁迅时为其手绘的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图。
历史学家研究发现，鲁迅不仅通过陈赓等中共将领了解局势，还经由身边挚友冯雪峰等，通过写稿、办刊、组织活动、掩护及资助革命青年等，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工作。1936年春，又有鲁迅、茅盾等电贺红军东征的一段佳话。
长征前后，见到鲁迅、追随鲁迅，奔赴根据地，乃至直奔陕北，成为诸多青年的进步梦想，加入左联的青年女作家丁玲就是一个缩影。
1931年5月间，在虹口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的一所小学里，丁玲第一次参加了左联会议，见到鲁迅。她后来写道：“没有跑上前去同他招呼，也没有机会同他说一句话，也许他根本没有看见我。”
丁玲自述，受到鲁迅先生的感召，为“鲁迅的战斗不已的革命锋芒和韧性而心折”，同时也曾在鲁迅上海家中，见他“把一盏煤油灯捻得小小的，小声地和我们说话”，觉得他始终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人”。
克服万千险阻，丁玲于1936年冬抵达陕北，后来她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亲历者之一。
位于虹口的左联会址纪念馆，今天仍陈列着丁玲与胡也频结婚时丁玲母亲赠送给他们的彩绘茶具。
在当时，“到延安去”已成为进步文学青年勇于投身革命洪流的一个响亮号角。丁玲、胡也频之子蒋祖林就曾撰文回忆：“我愿意去延安，因为母亲在那里，我也知道那里的人在志向上是同父亲一道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与世长辞，已身处西北的丁玲未及探望。后来，在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之际，丁玲撰文道“他对于我永远是指引我道路的人”。
“鲁迅本人虽未参加长征，但他的精神影响了几代人，彼时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知识分子和文学青年，或多或少知晓他、阅读他、铭记他、弘扬他。鲁迅在上海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10年，坚持其个人在思想领域的跋涉，这也宛如一场‘长征’。”王锡荣认为。
一次未能完成的创作
“写一个中篇，可以。”“要写，只能像《铁流》似的写，有战争气氛，人物的面目只好模糊一些了。”1932年秋，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冯雪峰尝试动员鲁迅先生以红军为主题创作小说，鲁迅经过一番酝酿，谦逊地给出反馈。
20世纪30年代，鲁迅身在上海，一直关注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国工农红军力量。“陈赓通过与鲁迅的历史性会面，当面向他讲述情况，并手绘了当地的形势图，红军长期开展游击斗争的艰苦卓绝，让人一目了然。当时，党组织这样安排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通过陈赓的介绍，为鲁迅的红军主题创作打好基础、积累更多素材。”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在上海颁发之际，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研究馆员李浩说。
对此，2009年出版的《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中有详细记述，“我（记者注：指冯雪峰）记得，鲁迅先生当时也认为这是一个任务……几天之后，鲁迅先生还请许广平先生预备了许多菜，由我约了陈赓和朱镜我同志到北四川路底的他的家里去，请陈赓同志和他谈了一个下午，我们吃了晚饭才走的”。
鲁迅对个人的创作品质一直有着极高要求。他所提到的著名作家绥拉菲莫维支的代表作《铁流》是聚焦“十月革命”的长篇小说。尽管后来这一红军主题创作计划未实现，但鲁迅与红军、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集贯穿于他“以笔为枪”的沪上写作生涯。
鲁迅与瞿秋白等中共人物在上海相识，建立了深厚友谊。冯雪峰后来回忆，1933年间，鲁瞿二人围绕中国社会和历史“有很多次的长谈”，他们的观察和分析是“相互启发与相互影响的”。两人在《北斗》上“接力”刊发外文剧作《被解放的董·吉诃德》（现译《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的第一、第二幕译文，彼此视为知己，钦佩对方的功底。
《北斗》与其他一些由左翼文学家们推动问世的刊物，在最新开放的上海文学馆“报刊中的鲁迅与左翼文学展”上均有陈列。
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就义，噩耗传来，本来身体欠佳的鲁迅，心灵受到重击，但他依然挺着病体投入《海上述林》的编撰工作，以文学和出版的特殊方式为这位亲密“战友”送行。
在上海，鲁迅不仅与陈赓、瞿秋白、冯雪峰等产生了关键交集，这方文学宝地，也促进了他与国际友人的交谊，特别是《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也在采访中被鲁迅的独特气场所“征服”。他赞誉鲁迅先生是“中国的伏尔泰”。
学者在相关人物课题的交叉研究中还有一些新发现。“今天看来，鲁迅的家就好似一个‘宝藏中转站’，当时在宋庆龄的推动下，鲁迅不仅保护了一批进步人士，还通过接受采访、推荐人选等形式，从思想上、行动上影响斯诺夫妇，促进了他们后来以更加客观公正的笔触，向世界介绍真实的红军长征和中国城乡现实。”王锡荣说。
人民阅卷，书写无垠
上海是一座不断书写、不断创新的城市。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丁玲、郑振铎、施蛰存等大家，从写作、编译，到出版、发行，都曾在黄浦江畔留下人生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虹口成立。这个左翼文学的摇篮，牢牢吸引大批左联青年胸怀人民、心向延安、以笔为枪，为大众呼喊、为百姓创作，后来成为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的中流砥柱。
手中的笔，为谁而写？
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文艺大众化”曾是鲁迅、郭沫若等在左联时期所倡导的理念，而今在位于上海虹口的左联会址纪念馆陈列的展品中就有当年左联用于开展基层宣传的《方言时事新唱本》。
左联工作方法中“关注当代”“走民间路线”的理念和路径，在后来的中国革命文学创作中被继承了下来，在延安时期得到了明确阐释和进一步实践。
研究者注意到，以丁玲为例，在上海参加左联时，她逐步从突出个人“小我”向追求有政治信仰的文艺创作转变。她开始深入工厂、码头，了解工人疾苦，教导他们识字，并从中获取创作灵感。到延安以后，受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她的创作更侧重于贴近边区社会的现实生活，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写成，真实反映了当时解放区的土改状况。
时光荏苒，接续相传的文学炬火，如今又传到新时代的写作者手中。
“我热爱我的生活。生活，我是认真的。同样，我也热爱文学。在文学这条路上，我已经走了38年，我用文字记录生活，相信文学能让人间更加温暖，更加柔软。”《低处飞行》诗集作者、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计兵说。
“我热爱大地，热爱被父老乡亲视为生命的大地。我写诗，也是因为——我热爱。”另一位获奖诗人江非这样说。
“人民，是恒久的创作关键词。于今天而言，新大众文艺亦脱胎于此。”凭借《要有光》获得报告文学奖的梁鸿说。
8月下旬在上海举办的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周”活动，为沪上知名的“鲁迅小道”再添“一把火”。
在鲁迅公园活动现场担任志愿者的上海市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徐子茵、徐子捷姐弟说，“觉得鲁迅先生是一个真实、勇敢的人”“他敢把内心想法写下来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鲁迅小道”连接起的不仅是鲁迅生前在上海虹口写作和生活的纪念地标，更激发了区内中小学生诵读鲁迅作品、接力讲述鲁迅故事的热情。
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孙甘露说：“随着筹备近10年的上海文学馆开馆，文学精神跨越时空的回响实盘10倍杠杆平台，将进一步融入市民日常生活的烟火气。在新时代，弘扬鲁迅先生的精神，不仅关乎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未来，更关乎当代文化教育和青少年的身心成长。”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上海这座文学之城，定将照亮更多平凡人的荣耀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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